产业外迁潮下的思考（外迁东南亚）
近年来，在中国人口红利减弱、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升级、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去中国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各国企业开始将位于中国的产能逐渐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印度、墨西哥转移。尽管这样的情况导致产成品出口呈下降态势，但由于中国已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工业中间品出口仍同比增长13.8%。这为中国民企发展带来了：低附加价值向高附加价值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布局东南亚国家新兴市场的机会。
目前，我国部分制造型企业，正将产品终端生产线向东南亚、印度等转移，其中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高污染类的产业为主。据Wind数据，2000-2020年，中国低技术产品对越南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基本稳定在80%左右，但由于低技术产业的部分下游环节转移到越南，使得越南从中国进口，用于生产加工再出口的中间品比例上升了37.5%。
伴随着我国传统低端产业链转移，东南亚及其他印太国家正在积极布局接收低端产业。目前，已有很多传统制造企业进驻东南亚、墨西哥和印度的低税附产业园，甚至还有相当部分资金参与了园区开发建设，为蜕变为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跨国企业做好准备。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美方对我国的“制裁”从减少往来贸易，一直延续到技术封锁、转移供应链等各个领域；而疫情后期的产业链本土化更是加快了全球产业链的重塑，许多世界级企业将工厂转移到越南、印尼等地，对中国制造形成局部替代；当下，由美国主导的“去中国化”正严重打击我国的外贸市场，据Wind统计，一季度我国外贸产成品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17%、对欧盟出口同比下降7.1%。在这种危机关头，“走出去”变得迫在眉睫。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愈发突出，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4.20%，高于越南、印尼的8.75%、6.78%；2022年，越南的工人每小时工资为2.99美元，中国则为6.5美元。伴随廉价且充足的劳动力，可见东南亚国家的人口红利时期已到来。
随着生态保护意识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压力大和自然资源储存预警，我国近年来正不断增加产业限制政策，如严控磷化工产能和磷矿的开采、提高纯碱行业准入条件及严控***化铵产能。特别是自碳中和以来，我国企业环保支出直线增加，都增加了民企的发展难度。而大部分东南亚国家暂未出台与化工业相关的限制政策，这也是吸引中国企业布局海外工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南亚许多主要沿海城市都有自己的国际港口和贸易中心，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等。由于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其海运专线有着路线成熟、载货量大、成本较低的特点。且近年来，也未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可见其海运安全性高。这利于我国跨境运输工业原料、中间品以及东南亚向全球出口产成品。
在全球产业链重塑的情况下，处于东南亚的国家也想顺风发展本国产业。如印尼政府表示：并不欢迎产成品的进口，而是希望中国带着资金、技术人才帮助当地建设制造业，并创造就业岗位。同时，东南亚多国政府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如东盟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世界银行《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马来西亚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2位。且其位于东南亚核心地带，可成为进入东盟市场和亚太其他区域的桥梁。
从欧美到日本，再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如今又转向东南亚、印度等地，企业、资本、工厂、技术，诸多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组与流动，已是历史上第四轮。原有格局被解构，引发新的产业革命，新的产业版图出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大背景之下，对于主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虽然将面临许多风险与挑战，但产业链外溢也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1、降低由于地缘政治带来的贸易风险
中美贸易摩擦给中国出口制造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由此，欧美对产成品进口需求逐渐聚焦于东南亚，Wind数据显示，2022年马来西亚对美国出口同比增加23.3%。故将终端布局扩展到东南亚地区，不仅可以分散贸易风险，还可以避免一些贸易壁垒和政策限制。
2、内需不足，走出去利于开拓海外市场
中国的工业产能、工业出口规模早已经领先全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达到世界市场份额的30%以上。但内需不足叠加国际需求整体收缩、全国外贸增速放缓，尤其是中美“脱钩”让我国多数制造企业面临着存量受限、增量不足的难题。如今，欧美正积极吸纳东南亚地区产能，对我国企业，只有走出去才能获得更广阔的订单渠道。
除了在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原材料价格低以及国际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低方面占据优势外，东南亚地区还有着显著的用地优势：为了引资建厂，东南亚国家的工业用地管控政策宽松，用地成本低。这些都降低了产业异国经营的综合成本，利于我国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以来，东南亚国家政府视中国企业为重要的发展和投资合作伙伴。目前，其通过多种税收政策和措施鼓励和促进国际投资。比如，马来西亚规定：投资额在5亿马币以上的制造业的新进投资，可获为期15年全额免税；越南制定了《外国投资法》等，给予特别鼓励投资地区的项目和特别鼓励投资的项目4年免交所得税及4后年减半征收的优惠。
1、基础设施不完善，前期投入较高
东南亚地区存在着上下游产业链不完整、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包括公路、铁路、港口、桥梁、通信设备。这增加了供应过程的不确定性，且基础设施项目普遍投入大、工期长、回报慢，对将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来说前期需要非常充足的建设资金。
由于风俗习惯和文化的差异，业务落地的人才本土化很重要。东南亚地区在文化认同、集体主义、长期性思维方面都与我国观念有一定差别，而这种差比容易导致跨国企业内部发生矛盾和冲突，会对企业未来发展造成一定的制约。
法律法规涵盖了从税收和劳动法，到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各种问题。如在马来西亚，税法方面， 税收范围更加广泛，且有花费税等税种；劳动法方面，其对一周工作时间上限、带薪年假都有详细的要求。
营商环境包括政商关系、市场环境、劳工关系等。我国的重商环境使得资本家有良好市场空间，企业对劳动者也有着较强的话语权；东南亚地区虽然政策稳定性相对较好，贸易自由度也较高，但其没有长期重商理念，劳动者话语权较高，企业家可能会受限；此外东南亚也存在一些地区政治不稳定的情况。这些差异，可能会让才起步海外市场的我国企业“水土不服”。
在全球新一轮产业链迁移的大背景下，企业需抓住时机，积极布局海外产业，在东南亚地区建渠道、拓市场、抢订单，破局当前国内订单少的困境。此外，订单增加能有效去库存，也能解决目前中美贸易摩擦、环保、产能过剩等问题。
长期来看，迁出产成品制造环节对企业有利，但也要注意加快步伐将国内产线向中游制造转型。把握核心技术，掌控产品制造的中心阶段，并结合布局在海外的终端制造链，进行产成品整合。同时，利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便利条件，将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国际产业链重构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订单转移的背后，是企业的主动布局和被动调整，主要目标都是为了更深入地参与全球市场。企业可以通过产业转出，积极参与转移地产业园区建设，深入当地市场，洽谈海运合作，努力加入全球主要供应链，实现跨国企业的跨越。
由于疫情冲击和贸易摩擦，跨国企业对于供应链的关注，会更多聚焦在安全和韧性上，而不再是效率和利润。企业在进军东南亚市场时，需要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拓市场。同时，企业还需要加强风险管理，了解当地法律法规和商业习惯，避免投资和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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