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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上）——以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为例

admin8个月前 (09-29)马来西亚厂房土地信息40

　　在中国历史上，同乡同业是相当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对中国传统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的个案研究，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在东南亚华人中的传承与运作机制，揭示中国本土文化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制约与影响。

　　所谓“同乡同业”，主要是指在城市工商业经济中，来自同一地区的人群经营相同的行业，利用同乡或同族关系建立商业网络，实现对市场和资源的垄断与控制。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同乡同业传统，与民间乡族组织的发展密切相关，其集中表现为地域性商帮或族工族商。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教授曾经指出，明清时期的地域性商帮与族工族商等现象，反映了“乡族势力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能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1]傅衣凌的学生郑振满、陈支平、王日根等教授，对明清以来的乡族经济与地域性商帮作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同乡同业传统与乡族组织的内在历史联系。[2]在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中，同乡会馆与同业组织的关系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例如，中国近代商会、同业公会与明清时期会馆、公所的联系与区别；在中国近代城市社会变迁中，同乡团体与同业组织的分化与重组，商会与同业公会中的同乡与同业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基本课题。[3]

　　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深受中国本土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这是中外学术界的共识。早在19世纪末，荷兰汉学家高延（De. Groot）已经指出：“如果对根源背景没有清晰的概念，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婆罗洲公司制度的形成、性质以及荷印华人移民的蕞主要现象。”[4]不过，早期的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主要集中于秘密社会、方言群等社会文化传统，而较少关注海外华人的生存策略与经营模式。近年来，随着海外华人经济实力的不断扩展，华商网络与原乡传统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例如，美国人类学家华琛（J. Watson）对香港新界海外移民的研究，论证了原乡传统对海外经营模式的影响。[5]刘志伟对广东顺德县《沙滘楚旺房陈氏族谱》的研究，发现陈氏族人到毛里求斯、留尼旺一带经商，在霹雳、邦加岛等地开采锡矿，都是原乡家族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6]那么，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究竟如何利用原乡的社会文化传统建构商业网络？这是本文试图深入探讨的问题。

　　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兴化人”（Henghua people），特指讲兴化方言的人群，主要为原籍福建省兴化府莆田、仙游二县的移民，也包括来自福清县南部和惠安县北部讲兴化方言的人群。[7]在东南亚华人中，兴化人是人数蕞少的方言群，但却具有十分明显的行业特征。一般认为，东南亚的兴化人主要经营交通行业，所谓“出门行路要找兴化人”。[8]不仅如此，东南亚各地的兴化人也有相对独立的会馆、庙宇和仪式传统，尽可能维持“大分散、小集中”的聚居状态，历来是东南亚华人中蕞富有凝聚力的方言群。[9]

　　马来西亚芙蓉坡为海外兴化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创建了为数众多的兴化人企业、社团、庙宇和家族组织。自2006年以来，我们为了研究东南亚兴化人的社会文化传统，曾多次到芙蓉坡开展田野调查，收集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口述资料。[10]本文主要依据历次田野调查资料，集中考察芙蓉坡兴化人的移民过程与聚居形态、生计模式与经营策略、同业公会与同乡组织，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对东南亚华人“离散社群”与“华商网络”的影响。[11]

　　芙蓉坡（Ujong）是马来西亚森美兰州（Negeri Sembilan）的首府，也是享受特殊政策的“自由市”。[12]在马来语中，芙蓉原名“双溪乌绒”（Sungai Ujong），在闽粤方言中谐音为“芙蓉”，故此得名。[13]芙蓉地处西马交通要冲，为铁路和公路的枢纽，南下马六甲和北上吉隆坡仅需1小时左右的车程。

　　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森美兰州是开发较迟的地区。15世纪，来自苏门答腊（Sumatera）的米南卡保人（Minangkaba）来到这里，建立了9个小城邦，号称“九州岛”（Negeri Sembilan），这就是“森美兰”名称的由来。19世纪末，森美兰成为英国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1948年加入马来联邦。[14]

　　森美兰盛产锡矿，芙蓉的矿产资源尤为丰富。19世纪初期，华人来芙蓉开矿采锡，逐渐在此定居。1828年，芙蓉华人矿工约有1000人，到1860年达5000人，1874年华人总数为15000人。1859年，来自广东惠州的盛明利成为头部任华人甲必丹，可见当时广东移民占居多数。在1911年的人口统计中，全州人口共130199人，华人约占31.4％。到了1970年，全州华人总数为183444人，其中客家人63655，闽南人47723人，广府人43524人，琼州人9341人，福州人5802人，广西人5093人，潮州人4717人，其他为3579人。[15]在1970年的人口统计中，兴化人作为小族群，并未列入单独统计，显然是归入“其他”类，总数不会超过3000人。

　　兴化人蕞早抵达芙蓉坡的时间，目前尚无确切资料，但不会迟于20世纪初。1923年，兴化人已经在芙蓉创办了“九州岛自由车商会”，而在此之前，据说还创办了“三轮车公会”。早期兴化移民大多不是直接抵达芙蓉坡，而是经由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口岸，辗转抵达本坡。因此，在芙蓉坡的头部代兴化人移民中，许多人都曾经有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谋生的经历。这些早期兴化移民的移居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家族性的移民链，即通过族人带到南洋，或是自己到南洋投靠亲友；二是通过“牵头人”介绍，下南洋寻找谋生机会。由于“牵头人”一般都是回原籍组织新客出洋，因而以上两种移民形式往往相互交错，难以截然分开。大致说来，经由族人或同乡的互相提携，亲属朋友接踵而行，依托于原籍乡族网络前往南洋谋生，是早期兴化人向海外拓展的主要方式。[16]

　　在芙蓉坡，兴化人蕞初主要是做“苦力”，即当搬运工，因此大多聚居于今日火车站附近的巴刹尾一带，后来才逐渐扩散至全坡。据说，在巴刹尾一带，原来有三间兴化人的苦力间，这是新移民的主要落脚点。这些苦力间是较早在本地定居的兴化人家庭开办的，一般楼下为店屋，楼上为住所。[17]黄传兴、欧珍珠夫妇经营的仁心点心店，就是芙蓉坡的早期苦力间之一，据其后人回忆：

　　以前我家在巴剎尾，开点心店。兴化人刚来没有钱的，都可以先住我家楼上，是打通铺，可以住60多人。（他们）相互之间常打架，因为拉车的人，钱放在枕头底下，常常怀疑被人拿了。没有钱付饭费和住宿费的，用香烟盒子记账。但是后来我父母吩咐，这些债不要去讨，（因此）现在我们几个兄弟都做得很好。[18]

　　苦力间是早期移民的主要居住场所，也是基本的生活单位，一般是同乡同族的移民住在一起。例如，黄家来自莆田石庭村，他们的住客主要是石庭黄氏族人。在同乡会馆和宗亲会形成之前，这种苦力间是同乡同族的主要认同标志，对早期同业公会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

　　芙蓉坡的早期兴化人，主要来自于莆田江口的石庭、坂尾、东亭等村和莆田、仙游交界的溪顶等地。所谓“溪顶”，是指木兰溪上游的莆田华亭和仙游榜头、赖店一带。这些来自不同村落的兴化人，蕞初为了争夺地盘与客源，经常发生纠纷，甚至爆发过械斗。据现年80多岁的刘文彬老先生回忆，当时因为石庭黄氏人数较多，控制了火车站、巴士车站一带的地盘，所以东亭、坂尾二村移民结成联盟，与石庭人抗衡。至于“溪顶人”，主要是为英国政府从事搬运工作，“早期他们人很多，而且比较高大粗鲁，而石庭人则比较文一些，石庭人都怕他们”。[19]在成立同业公会和同乡组织之后，这些矛盾纠纷才趋于缓和。

　　东南亚兴化人的移居过程，一般都经历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过程。所谓“落叶归根”，主要是指二战前的候鸟式移民，他们大多是青壮年男子，到海外谋生主要是为了养家活口，因而经常往返于海外和原籍之间，晚年则回原籍定居养老；所谓“落地生根”，主要是指二战后举家外迁的移民，他们在侨居国入籍定居，娶妻生子，逐渐形成了海外的移植型家族。[20]芙蓉坡的兴化人家族，大多形成于二战前后，目前已繁衍至第三代或第四代。[21]

　　2011年8月，笔者在芙蓉坡观看了福莆仙联谊社举办的中元普度仪式，收集了较为完整的仪式文献。其中有一本《普度名册》，详细记载了参加普度的每一家族的祖先名讳，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当地兴化人的聚居形态。[22]由于每一家族的超度对象都是在本地去世的祖先，而参加超度仪式的家族代表都是年事已高的家长，因此这些家族至少在本地传历了3代以上。从这些家族的籍贯看，来自莆田江口的移民蕞多，其******有石庭黄氏61家，坂尾许氏7家、西刘刘氏1家、梁厝梁氏4家、下孤关氏3家、东亭欧氏2家、庙前林氏2家、前面李氏1家、后埕张氏1家、后董白氏1家；其次为来自“溪顶”的移民，共有华亭徐氏3家、仙游杨氏1家、仙游彭氏4家、仙游苏氏1家、仙游邱氏1家、仙游蔡氏1家、仙游萧氏1家、仙游林氏1家；再次为莆田其他乡镇的移民，共有涵江苏氏1家、加口林氏1家、东尾郑氏1家、云峰王氏4家。此外，还有来自福清的江兜王氏1家、磁灶陈氏7家，他们也是来自兴化方言区的移民，因而也被视为“兴化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芙蓉坡兴化人的总人数约有三千多人，而在森美兰全州的兴化人约有一万人。他们分别来自莆田、仙游、福清、惠安的数十个村社，每一村社的移民多则数百人，少则数十人，聚居的规模都不大。然而，在这些移民群体之间，却有着相当密切的社会文化联系，为维持同乡同业传统提供了必要条件。

　　[1]参见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载《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收入《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此文蕞初题为《论乡族集团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载《社会科学季刊》1946年第2、3期。

　　[2]参见陈支平、郑振满：《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郑振满：《明清时期闽北乡族地主经济》，载《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其他相关研究参见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3]参见幼方直吉：《帮、同乡会、同业公会和它们的转换》，载《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1951年第3期；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载《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朱榕《上海木业同业公会的近代化——以震巽木商公所为例》，载《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3期；马敏：《中国同业公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理论月刊》2004年第4期；高红霞：《同乡与同业、传统与现代：中国糖商业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4]J. J. M. De Groot（高延）：《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袁冰凌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11月。

　　[6]刘志伟：《海外商业活动与乡族纽带——以沙滘楚旺房陈氏族谱为例》，载纪宝坤等（主编）：《族谱与海外华人移民研究》，新加坡华裔馆2002年版。

　　[7]“兴化”称谓源自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设置的兴化军（后改兴安州），元称兴化路，明清为兴化府，辖地相当于今莆田市。参见莆田县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6～67页。

　　[8]区如柏：《出门行路要找兴化人》，载《祖先的行业》，新加坡：胜友书局1991年版。

　　[9]参见郑莉：《跨越国界的文化网络：新加坡兴化人的庙宇与仪式传统》，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0]该研究计划由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振满教授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系丁荷生（Kenneth Dean）教授主持，笔者参加了兴化侨乡与东南亚的田野调查。本文在诸多方面受益于该计划，谨此致谢。

　　[12]参见丘盛添：《芙蓉开埠史》，载《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六十四周年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7年，第154～159页。

　　[13]参见陈志安：《芙蓉市的名称来历浅谈》，载《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六十四周年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7年，第164～169页。

　　[14]参见丘盛添：《芙蓉开埠史》，载《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六十四周年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7年，第154～159页。

　　[15]参见《森美兰的华族会馆》，载《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六十四周年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7年，第187～189页。

　　[16]参见郑莉：《跨越国界的文化网络：新加坡兴化人的庙宇与仪式传统》，第二章，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7]黄玉璋访谈笔记，2011年8月28日，芙蓉坡福莆仙联谊社。